我第一次知道文星書店，是我從我哥哥的嘴巴講出來。從此我記住文星，記住李敖。並由此看復出的李敖，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所寫的文章。圖／取自維基CC BY-SA 3.0

我第一次知道文星書店，是我從我哥哥的嘴巴講出來。從此我記住文星，記住李敖。並由此看復出的李敖，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所寫的文章、跟著我二姊夫所買的千秋評論、萬歲評論（叢書）這位文壇才子的各種書籍。直到他在今年過世。他過世後出現一大堆回憶、反省的文章。但這叫我驚覺一件事情，從沒有一位接受日式教育的人，對他的文章有懷念、反省的文章。

李敖、文星，對台灣到底是什麼意義呢？

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是他們宣稱同民族同膚色的殖民統治。所以，對台灣來說，台灣基本上是雙重社會體制。一個是國民黨所統治、以外省人為主體的社會。一個是原本接受日本統治下的本省人生活、文化的社會。相對國民黨、外省人的明流，受日式教育、本省人就是暗流。

非軍特系統的殖民者

李敖是國民黨殖民體制裡，文化殖民方面的獲益者與執行者。1949年到台灣來的國民黨，其實分兩個結構。一個是以蔣經國為主的法西斯體制的堅定執行者。他的權力結構是以軍事和特務為主。另一個是在中國就已經存有的、跟著蔣介石、國民黨的那票官僚。特別是接受過日本、西方文化的人。例如：胡適、雷震、殷海光、李濟等人。因此解析當時的國民黨政權，一方面是軍特系統，一方面是獨立於軍特系統的外省人。

軍特系統享有大權與特權，卻也保障非軍特系統，在這個社會的某些有形、無形的特權。例如：上課用北京話，上課內容以中國文化、地理、歷史與文學為主體，並以其在各項考試中，佔有相當份量，來保持外省人在各項考試的無形優勢。而在公家單位的就業上，也保障外省人的就業利益。李敖家族，就是非軍特性系統的人。也享有上述的利益。

在李敖還是大學生，或者是歷史系碩士生時，他其實是在非軍特系統裡面發展的人。李敖崛起，不僅在他和胡秋原論戰，更且是他進入文星書店的編輯工作。

文星書店的書在賣給誰

文星書店的老闆是外省人（蕭孟能，他父親是蕭同茲，外省人的立法委員兼老報人）。因此，文星書店所出版的書、販賣的內容，則是以中文為主。

這裡有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要賣給誰看？

文星書店所賣的書，是賣思想、文化、文學方面的書，從市場角度，這些書對當時的外省人是有用的，因為他們懂得這些字，看的懂這些書，也讓當時非軍特系統的外省人，有發表文章的園地，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園地。

這是非常重要的重點，因為在國民黨內部的對抗中，軍特系統管思想、文化，許多出版社、文化活動，都被不懂文化的蔣經國軍特系統所掌握。任何一個較有深度的書，超越那些軍特能理解的範圍，就被查禁。但文星書店是有老立委當靠山、在支持的書店，一般軍特要動手，還要考慮他的政治效果。

其次，除了蕭同茲以外，其他外省人也希望有個發表想法的園地，而這些人透過他們的人際網絡，也會牽連到許多國民黨內當立委、監委、國大的人。這些人雖然唯蔣中正馬首是瞻，實際上也少有怎樣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但畢竟有投票權，在立法院能影響到預算。

其次，許多立委、官員都出自軍特背景，與蔣介石、蔣經國系統有些關連性，這些人若出聲，蔣經國或許不一定買帳，但他的部屬卻不一定敢太囂張。這就造就文星書店崛起的重要因素。簡單的說，他就是匯集國民黨內非軍特系統的一些勢力，所建構的一個文化園地。

被殖民者的文化市場

然而除了這一群人，市場還有三部分的人值得注意。第一部份是同樣從中國跑到台灣的人，及其後代。這些人與上段所論述的那一群人，有相同的背景與文化。即令他們的後代，在文化傳承上是比較一致的。第二部分的人士，是原本住在這裡的、受日本教育的那一群人。第三部份是前述第二部份人的後代。我認為在這兩個部分深入剖析，是非常重要。

在國民黨的教育中，他描述這群是：他們是接受日本奴化教育。他們的文化與知識水準不高，至少低於中國水準。更不用說跟中國的知識份子相比較。然而若我們將當時的台灣人與中國人，放置在國際文明與所得變化去理解，就瞭解國民黨給予的「宣傳」描述是不對的。

在1896年甲午戰爭之後（甲午戰爭1894～1895），日本被定位為所得比較高的、文明比較開化，也比較西化的國家。中日兩國的教育與文明水準，隨著後來的各種發展。例如：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法西斯專制統治等因素後，兩者的差距越來越大。台灣在當時雖然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日本真的非常用心在推展他們的文明開化運動。這樣的活動也不吝惜推展到他的殖民地上。所以當時台灣人所接受的教育，是先進國家的教育。或許比之日本本土會有落差，但相較於比較封建落後的中國，就進步非常多。

更何況後來中國陷入他們所謂的八年抗戰，幾乎沒有接受完整的教育。但與此同時，台灣的教育卻依舊在推動、進行。因此就國民一般水準，中國國民怎麼比得上台灣人民？二二八事件固然將台灣的菁英大量屠殺，但仍然有一大堆沒有被國民黨屠殺的社會菁英、中學生等。他們的能力可能無法勘比被屠殺者，但以先進國家、後進國家，接受完整教育與否來看，他們或許低於中國那些留學國外的菁英，卻顯然高於一般中國人。

這一群人不僅接受的教育程度高，還有能力閱讀日文，甚至透過他們的教育，接受英文或其他語言，例如：德語、法語。在這邊，我們應該有個基本瞭解。有關西洋知識與文化傳遞，日本的確比中國強很多。而且在西洋語文教育方面，日本也比中國強。因此在早中期，國民黨還沒有那麼強烈禁止日文書籍進來時（我是從早期都可以很輕易看到日本電影的角度去推論），當時這些接受過日式教育的人，若要接受新知，直接由日文就可以，不需要經過中文。甚至直接受西方文獻，不需要中文。當然我也同意，他們日文功力遠高於中文，閱讀那些受過高深中文訓練的中國人，所撰寫的中文書籍，他們可能很吃力。這一群人很明顯不是文星書店所要販賣書籍的對象。

第三部分是第二部分的後代。他們的父母雖然接受過日文教育，但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他們不敢將他們的日文教育，公然、有系統的教給他的小孩。這些小孩可以說是國民黨教育出來的新一代。他們只懂中文，不懂日文。若他們想要接受一點比較西方文化的書籍，就只能藉由中文去吸收。在1960年代的時空中，就是去閱讀文星書店出版的書。

精確的說，當時的中文書籍市場是殖民者的書籍市場，文星書店是那個書籍市場的佼佼者。與此同時，當時幾乎沒有台灣人寫作的日文市場。因為日本殖民台灣51年的菁英，要不是被二二八、逃亡，就是噤口不敢言。

結論

一個佔有八成五以上人口比例的被殖民者，被迫不能講話，就是1960年代的文化現象。文星書店服務的對象，就是百分之十五的住民，以及百分之八十五的人，他的後代。因此評估李敖的才氣與能力，必須在那樣的架構下，才能比較精準的理解。很多文化人強調李敖的才氣、魄力與能力，也對他年輕時強調的全盤西化、逼國民黨的老人交棒（罵他們「站著毛坑不拉屎」等），給了相當高的評價。

但很少人清楚的點出：那是統治民族內部的矛盾。那種話如果出自台灣人，就不只是這樣，而是壓迫與屠殺。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從彭明敏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A Declaration of Formosan Self-salvation〉來看。〈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就是由台灣人發言，希望國民黨的老人交棒，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彭明敏的遭遇與其為台灣人，關係密切。

所以李敖的才氣是統治民族的才氣，文星是統治民族的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