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照）

日治時期，台灣只有一所大學。當時，與日本從北海道到九州的一系列帝國大學並列。日本在台灣設立大學，當然是為了日本帝國，是為南進在台灣的基地培育人才。但教育畢竟有教育的良善本質，會自我產生對反良善力量的抵抗。這也是世界一流大學或說大學的文化高度。

二戰前，日本帝國的侵略擴張，也有許多知識份子、文化人有自我批評。以《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對日本殖民掠奪有深刻反思，矢內原忠雄被剝奪當時東京帝大經濟學部教授之職，戰後，再被延請任教，並成為東大總長（校長）。這就是大學教授、知識份子文化人、大學校長的格局。

二戰後，國民黨中國據佔統治台灣，從日本殖民而國民黨中國類殖民，大學教育在中國士大夫至上觀念下，大學愈來愈多。許多原本在日治時期已為社會奠定技職骨幹條件的農、工、商職業學校，紛紛五專化而三專化、而技院化，甚至大學化，甚至形成大學文憑無用的情況。

大學的實用主義、職業訓練化，讓台灣的許多大學不是大學、不像大學。從前的高職生在農、工、商成為中堅，現在大學生滿街跑，讀了大學也不甚了了。職業取向的目的意識左右了科系的設立與求學選擇，但又如何？

相對於高等教育技職化的發展，日治時期帝大系列之一的台灣大學仍為台灣的代表性大學。戰後初期並曾有傅斯年在白色恐怖時代面對蔣體制的威武不屈風骨。但時代變遷，台大校長不盡孚有眾望，甚至縱容發生哲學系事件打壓學術自由，迫害學人。台灣的大學對台灣進入二十一世紀也未必都展現前瞻。大學在台灣還有燈塔的顯影？值得反思。

台大校長風波—這是台灣政治困局的文化、學術眾生相之一—有院士銜的被遴選為台大校長，因遴選程序與學術倫理瑕疵，造成進退維谷。對照矢內原忠雄因學術良心堅持對侵略的自我批評被逐出日本的東京帝大，戰後被敦請為改制後東京大學總長的知識份子文化人風骨。台灣存在嗎？在政治圈謀權勢，在經濟圈要利益，在文化圈搶位子。這是什麼知識份子文化人的邏輯？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