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鄒景雯／特稿

不論是主張「拚經濟」主要是產業界的事，或是強調政府的責任才重要，當台灣的經濟不孚眾望時，相信大多數人不會認為經濟學界可以置身事外。但是台灣的經濟學界從事政策研究的人愈來愈少，則是經濟學界本身都很難否認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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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待台灣的薪資現況，一定要深入到各產業去掌握。（資料照）

經濟學界普遍缺乏對本土問題的興趣與投注，更遑論提出解決方案的能力，如果只是圈在學術小圈裡，埋頭ＳＳＣＩ文章，拚升等、爭院士，對改善社會當前困境的作用儘管不大，倒也不至於有害，但是偏偏近十餘年來的民選政府都愛用學者，學者也自認學而優則仕，於是鮮少進行政策研究的人去對政策獻策，甚至決定政策，這就構成了不小的災難。

馬英九時代的院士級閣僚，眼高手低，根本不堪用，政府部門本身能量不足，借重兩大財經智庫代勞，卻也同樣不做基本功，形成惡性循環，皆已是定論；蔡英文時代開始未久，一定要記取前車之鑑，千萬不要再重蹈覆轍，有些政策若要倚重學界的專業，一定要檢視其方法論，是否認真地去做調查訪談，凡是夏天窩在冷氣房，冬天躲在暖氣房「話唬瀾」的空談者，其嘴上理想再崇高，由於對於問題認識不清，因此反而是毒藥，服用不得。據說，經過「一例一休」的實證之後，蔡總統察覺事有蹊蹺，已經在著手改善之道。

就拿調高最低工資來說，薪資，與選民切身，關係選票，民選政府以此作為起手式，當然不是台灣獨有，南韓早就在做。不過最近韓國官方數據發表，長期失業的人數卻創歷史新高，青年更是首當其衝，政策效果與政策目標背道而馳，原因出在哪裡？如果做好實證研究，一點都不難理解，但是政客為什麼一定要執意硬幹？這就是一件非常耐人尋味的事情。

同樣的，看待台灣的薪資現況，一定要深入到各產業去掌握，如果只看表面數字，撥不開迷霧的後果，就會做錯決策，造成適得其反。例如包括政府自己在內，過去都經常琅琅上口：平均薪資倒退十六年，但真相是什麼？國發會最近的內部研究就直言，從二○○一年起，事實上相繼實施了法定工時縮減、就業保險、勞退新制，數度調高勞保費，造成企業法定勞動成本增加，這十六年來，非薪資報酬佔總報酬的比重達到十四％，增加了一．六％，影響企業的加薪意願，不無關連。同時，二○一六年台灣企業的勞動稅率成本達十八．三％，高於新加坡的十七．八％，南韓的十三．五％，企業為了維持競爭力，也難為勞工加薪。這些非常實際的情形，只要走訪產業，就會找出答案，也才比較可能做出具有可行性的雙贏解方。

從南韓的教訓，看台灣的三萬最低工資夢想，若干問題若因資本主義而來，恐怕還是應該回到資本主義中去尋找辦法，才是正本清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