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得的雲端心態

 

台灣的政府,到底是不是現代民主國家的政府?多半會經由政府人員來向社會進行詮釋;重要的政府官員一言一行,都在政治舞台上向全民展示,如果缺乏從事公職的基本認識,或是自身修為不足,輕率做出不良示範,對於政府實踐現代化治理,以及人民對政府的信賴,都會形成負面評價,甚至傷害台灣的民主。

就是基於政府官員的這種表率作用,先進國家針對從政者,除了以法律就其權責給予明確的界定之外,社會與輿論同時會就政治道德與倫理問題,提出相當的約束與要求,以維繫一個進步社會共同遵循的價值。

例如,二○○二年美國前參議院共和黨領袖拉特(Trent Lott),只因為在一場慶生會上,讚揚其所屬的選區選民在一九四八年總統大選支持主張種族隔離政策的瑟蒙(James Strom Thurmond),立刻引起軒然大波。一般以為,這個場合是瑟蒙的百歲生日會,對壽星有些美言,或許應可諒解,但當時的美國媒體毫不留情,對觸碰種族問題的潛意識流露,照樣堅壁清野,拉特最後被迫下台,失去多數黨領袖地位。鮮有人說,這種嚴厲是言論審判的無限上綱。

二○一六年的台灣,即將在下個月卸下公職的現任政府首長,在立法院各有不同的表現,面對如何勾勒政務官最後的背影,不少人物令人豎起拇指,但也有若干人士讓人不忍卒睹。這些試煉,比較屬於個人層次,因為他們肩負國家重擔的時間所剩無幾;外界更為在意的是,即將接任的未來政府首長有多少進步?他們是否正確認知自己是來幹什麼的?明白倘若有錯誤態度輕率表現,必然斲傷新政府嗎?

每屆新官上任之際,總有一些引人側目的言論,顯現台灣官場結構性的問題。例如,「入閣除損失千萬年薪,也放棄了只剩三個月的退休計畫,實在是一個沒有私心的人」,「因為無法拒絕老同學拜託,只好把自己當作公益捐出去」,這些推薦或自我介紹,似乎是對人民「施惠」的論調,恐怕絕少會在美國冗長的人事聽證過程出現。因為,在民主成熟的國家,官員上任前,如果不是懷抱著這工作非我莫屬,我有雄心與把握勝任付託,國會有什麼理由要同意通過其任命案?

三度政黨輪替後的台灣,大量出現這樣的「牧民」思維,基本上就是一種反潮,這是黨國與威權的殘餘,其本質是非民主的。長期以來的官場,是一個壟斷型的系統,產製出一種特殊的政商結構,也就是經過公務部門再轉任民間企業擔任肥貓的終南捷徑,這類人距離人民與土地甚遠,自成一個雲端聚落,甚至將自身擁有的稀有特權視為理所當然。在這樣的心態下,才會不必解釋以自己的條件,千萬年薪哪來的?也才會將重入公務部門當作是「做公益」。

最資本主義的美國,位高權重如總統者,他們卸任後要謀高收入,不論是著書出版或跨國演講,憑藉著是通過市場接受及認可的能力與光環;絕不是台灣這種特有的「獨董」文化,爺們習氣,酬庸肥缺,或是貼在門口的神像,可以沾沾自喜的。這種制度性問題,應該是新政府必須解構剷除的積弊,怎麼可以任由這些準首長以傲慢姿態,準備發揚光大呢?

一個標榜新政治的政府,進用為數不少的這類官員,不僅對自己藐視公職神聖性的嚴重症狀缺乏識病感,甚至未見這個團隊的其他成員或領導者有起碼的警覺,而能出面規勸糾正,要求他們正衣冠、明得失,以致讓類似的霸凌言語一再面世,實在是對民主的褻瀆,對人民的不敬,也是在自我消耗政府施政的能量。

一個清醒的社會,必須嚴肅指出,如果做不到把服務公職當作志業或事業,至少是個職業,要有基本的職業道德,要不得的做公益之說,莫非想讓大眾聯想是垃圾回收?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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